(三)為我們開展“文理溝通”的教育實踐提供了理論資源

　　新世紀，伴隨著生產力的巨大發展和科學技術的進步，人們的物質生活需要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滿足。于是，人們開始尋求精神上的慰藉，這在客觀上成為“推動科學教育與人文教育日趨結合的理性力量”［3］。而現代社會面臨的一些問題依靠科技方面的力量遠遠不能解決，例如環境污染問題，盡管相關的環保技術已經十分先進，但如果人們的環保意識依然薄弱，環保工作就難以取得實質性進展。這就呼吁我們把科學教育與人文教育結合起來。然而，我國在高中階段的文理分科使中國教育培養的人才知識結構過于狹窄和片面。斯賓塞在《什么知識最有價值》一文中寫道:“我們要注意還有一門與生產成就直接有關的科學，社會科學。那些每天看金融市場情況，了解當時行情……估計戰爭的可能性，而從這些材料決定他們經商措施的人們都是社會科學的學生。”［2］22斯賓塞還講道:“讓我們從父母的職責轉到公民的職責。這兒我們要問，一個人要盡這些職責需要什么知識?我們不能說，盡這些職責所需的知識完全都被忽視;因為我們學校某些科目至少在名義上是同政治社會責任有關。此中唯一占重要地位的是歷史。”［2］29從此可以看到，斯賓塞在強調自然科學知識的比較價值的同時，也沒有忽視人文、社會科學知識，并把它們看作生產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在科學教育中不應該對自然科學課程和人文課程揚此抑彼，而應該兼顧兩者。故此，我們應該嘗試采用綜合化的課程，在基礎教育階段綜合文理學科的教學。例如美國在1989年推出的《普及科學———美國2061計劃》報告強調，精選課程內容，而每門課程要綜合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數學知識及必要的技能訓練，打破以往人為的學科界限，以促進兒童的全面發展。通過這種嘗試既考慮到了學生全面發展，又照顧到了學生的興趣、愛好，這對我們溝通文理方面不得不說是一個好的參考與借鑒。

　　(四)為我們進行科學的教育評價提供了指導原則

　　“教育評價是根據一定的教育價值觀，用科學的方法，對教育活動中有關要素進行價值判斷的過程。”［1］265對中小學科學教育進行評價是判斷科學教育實施狀況的一個重要途徑。縱觀我國幾千年來的文化歷史發展軌跡，“學而優則仕”的觀念一直貫穿始終，在對科學教育的態度上，也更看重科學教育功利性的一面，“使得我國的中小學科學教育長期徘徊在工具理性的陰影之下”［3］。這勢必會造成科學教育的評價以分數定優劣，忽視學生科學素養的養成，結果導致學生對科學的學習只局限于科學知識的掌握，缺乏科學精神、科學方法、科學能力的養成，致使科學教育培養的人才偏離了科學教育的目標。斯賓塞認為:“作為評價任何培養計劃的最后考驗，應該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它是否在學生中間造成一種愉快的興奮……盡管從理論上看，某個做法似乎最好，但如果它不引起興趣或比其他方法引起較少的興趣，我們就應該放棄它。”［2］64對于科學教育來說，一方面應該努力促成學生在科學知識方面的進步，另一方面應該像斯賓塞所說的那樣，看科學教學是否在學生中間形成了一種興趣傾向，這是衡量科學教學成功與否的另一個重要標準。人是溝通教育理論與實踐的媒介，“人既是掌握理論的主體而成為理論的載體，又是實踐的主體。理論與實踐便統一在這個中介‘人’身上”［4］。沒有人這個最活躍的因素溝通其中，理論和實踐只能是“兩張皮”。所以，在實現斯賓塞科學教育思想當代價值的方法上應該充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實現科學教育的理論與實踐相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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