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童讀經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又熱火起來，乃至發展為一種“運動”。對“兒童讀經”，我是持反對態度的。近來讀到梁啟超的《學校讀經問題》一文，發現目前兒童讀經運動的支持者們所持的觀念其實與梁啟超有頗多相似，因而便覺得有必要對梁啟超的這篇文章做一番評論，希望這種評論有助于認清兒童讀經的利弊：

　　作為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改良派人物。梁啟超曾堅決主張吉老的中國進行文化改良．在歷史上產生過重要的積極的影響。然而他的《學校讀經問題》一文宣揚的思想，卻有向復古派、國粹派妥協的傾聲：在此文中，梁啟超直言不諱地指出．讀經是件苦差事，讓小孩子們讀經是件難事，所以在學校是否應當廢止讀經問題上，他起先是偏向于廢經一派的，但是后來從各方面考慮，終于還是走向了讀經派。這一轉變過程用他自己的話來講就是：“學校讀經問題，實十年來教育界一宿題也，因爭持未決，而至今各校亦遂無經課。吾自昔故疑讀經之難，故偏袒不讀之說，謂將經語編入教科書已足；吾至今仍覺其難也，然從各方面研究，漸覺不讀之不可。”

　　值得注意的是，梁啟超不論是其先前偏袒廢經還是后來支持讀經，他都一貫認為小孩子讀經是件苦差事：“吾自昔故疑讀經之難”，因而偏袒廢經派，后來轉為讀經派一方，依然還是認為“吾至今仍覺其難也”。這位童年受過舊式讀經教育的思想大師“立言修其誠”，并不像某些主張兒童讀經的人士所宣稱的那樣，把讀經說成是一件帶給童年歡樂的美差事。

　　梁啟超后來為何轉變為讀經派？他自言“從各方面研究，漸覺不讀之不可”。他的“各方面”其實是以下五個方面：

　　“第一。經訓為國性所寄，全國思想之源泉自茲出焉。”

　　梁啟超認為，“經”是中國的文化命脈。廢經而不讀，就會導致文化傳統的斷裂。甚至釀至“國性分裂消失”。其實，“經訓”主要是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學者在春秋晚期禮崩樂壞的局面下，為了維護固王朝的奴隸制而提出的一些學說，奏漢以岳又經后世儒者歷代改造而逐步成為中國封建專鍘的意只形態：如果說它們是“國性所寄”，那么也只能是中國封建意識形態的“國性”。如果說它們是“全國思想之源泉”，那么總體上說．，只能是封建意識形態的“全國思想之源泉”，是必須進行根本改造的“國性”和“全國思想之源泉”。我以為，中國的文化改造需作從“從火變水”的質性改造，只有如此，中國的文化才能真正實現轉型，中國的“國性”才能得到解放和提升，中國文化才能從封建形態走向現代形態，中國才能找到富強、民主的康莊大道。

　　“第二，吾國言文分離，現在國語未能統一，所恃溝通全國人之情，使控摶為一體者，全恃文字。文字古今，雖微差別，然相去實不遠。”

　　梁啟超既然明白讀經之難，何以讓小孩子們讀呢？讓小孩子們從小習文言用文言。其中的危害，倡導白話運動的胡適、周作人等人均有闡述，這里不必贅言。所以梁啟超所謂中國人“自幼即當讀(古書)”的說法也是值得商榷的。

　　值得注意的是，梁啟超將語言的統一視為國家統一的前提，認為“現在國語未能統一”(這里的“國語”從其上下文看，是指漢語的白話口語)，而全國使用的文字卻是統一的，按梁啟超的打算，國家的統一便依賴這統一的文字了。而“文字古今，雖微差別，然相去實不遠”，照他看來，既然現在口語中的文字與古代文言中的文字差別不大，于是學習文言便能溝通全國人民的心靈。但是梁啟超應當知道，“溝通全國人之情”的文字未心一定是文言文中的文字，也可以是日常白話口語中的文字。既然“文字古今，雖微差別，然相去實不遠”，那么。為什么崇文言而貶白話呢？這一點已經牽涉到下面一條的討論了。

　　“第三，我國因言文分離之故，故文字無變化，欲用國文以表今日各種科學思想，已覺甚難。然古書訓詞深厚，含意豐宏。能理解古書者，則借此基礎以闡發新思潮，或尚有著手處。若全國皆習于淺薄之文學，恐非惟就學失墜，而新學亦無自昌明。”

　　在此處，梁啟超顯然鄙薄白話文、新文學，將其貶低為“淺薄之文學”，這似乎并不確當。事實上，白話文是對古代語文吸收和改造的基礎上發展而來，并不會削弱、反而會提高漢語的深厚豐宏的表達力。在白話文學運動發展近一個世紀的今天，白話文學的份量和成就已經有了相當的沉積，已經不再有任何理由來嘲諷白話文學為“淺薄之文學”，它在宣傳和普及新思想方面，顯然遠遠優于文言古文。

　　同時也應當看到，語言是思想庫，中國的文言文的世界當然也是思想庫，如果“能理解古書”，自然可以豐富白話文學。所以我們還是應當學習“古書”、理解“古書”的。但是，學習“古書”應當有個前提，那就是不能違背兒童教育的進現代立場和觀念，不能違背科學精神，也就是說，不應當像目前兒童讀經運動倡導者所宣揚的，讓托兒所幼兒園的小孩子死記硬背“古書”。我以為從小學低年級學習“古書”也是過早。小學高年級甚至是進入初中再接觸古書，方可避免死記硬背，方能實現“能理解古書”。

　　“第四，學童幼時，當利用其記性，稍長乃利用其悟性。蓋悟性與年俱進，不患不浚發；若記性則一過其時，雖勤勞十倍，亦難收效。”

　　梁啟超在這里所談的應屬心理學范疇內的內容，不過他講的是中國傳統的常識心理學，并不科學。他的關于記性“一過其時，雖勤勞十倍，亦難收效”，這種理論認為，兒童13歲以前是人生記憶的黃金時期，我在別處已經批評過，這里不再贅言。需要補充說明的是。這種常識心理學只將眼睛盯在記憶或記性上，而忽視了兒童的全面的活潑的充滿童真、童趣、童心的生活，而這種生活本身對于兒童的成長就具有極其重要的教育意義，這也是近現代兒童教育學最根本之觀念。在梁啟超那個時代，這種近現代兒童教育學的觀念在西方正是方興未艾，遺憾的是他對此竟然缺乏了解。甚至到了21世紀，這種近現代兒童教育學的最根本之觀念在中國仍然找不到落腳的文化土壤，實在令人痛心和寒心！君不見，當下的兒童讀經運動的發起者振臂一呼，而眾人不就應者云集嗎？在不少人眼中，讀經儼然成為開發兒童大腦潛能的所謂科學的兒童教育的工具，這背后是標本式的偽科學、偽心理學、偽教育學。兒童讀經之風愈烈，則近現代兒童教育學的最根本之觀念在中國愈難建設，中國文化現代化變革便愈難展開！

　　在第四條中，粱啟超還說：“茍若應讀，則非自小學時即讀之不可。長大以后，非特無此時日，即讀亦不能受用。”他所說小孩子錯過了記性的黃金時期，長大以后即便再讀“亦不能受用。”坦率地講，我倒覺得這話說得有些“科學”道理。一個人如果幼年就不讀經，如果幼年學習其他的東西，自然而然，他的心理結構中就不會被“經”盤據。如果他們學習了主張自由、民主、平等的“新學”，長大后再學習“君則敬、臣則忠”這些“經”中的陳腐內容，大概是不會有誰能接受、能感動、能受用。

　　“第五，今之學童，亦曷嘗不朗誦坊間所編教科書者。實則此本不必誦，而皆誦之，亦可證其性宜誦也。與其費日力以誦此，費腦力以記此，何不反求諸圣經賢傳乎？”

　　梁啟超在此以廢經后小孩子依然背誦新式教科書來證明：小孩子有背誦的天性。這正與王財貴先生所謂你不讓小孩子讀經小孩子便會轉背廣告之說相互一致。

　　而梁啟超認為與其背教科書倒不如背“諸圣經賢傳”，因為這些新式教科書在粱啟超看來，其價值是無法與“經”相提并論的，而這正與第三條之“全國皆習于淺薄之文學”相呼應。南懷瑾先生對待新教科書和經書的不同態度以及鄙薄新教科書之價值而主張回到舊式的讀經教育方面的思想，與梁啟超這里的第五條內容可謂驚人相似。

　　梁啟超在此認為小孩子“其性宜誦”。然而他在《學校讀經問題》的開篇即言：“吾自昔故疑讀經之難，故偏袒不讀之說，謂將經語編入教科書已足；吾至今仍覺其難也……”古代寓言有“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思想方法，現在將其用在梁啟超身上，就會發現，既然小孩子“其性宜誦”，梁啟超又緣何講“吾自昔故疑讀經之難”，“吾至今仍覺其難也”？顯然他是自相矛盾的。

　　以上就是我對梁啟超主張兒童讀經的五條原因的評析。值得一提的是，梁啟超認為反對讀經的人并不是厭惡經書，只是不知讀的方法。其實這不是歷史實情。

　　梁啟超認為“反對讀經最強的理由”是群經浩瀚難以卒讀，認為即便在沒有西學傳入的時代，學子也是窮年莫殫，更何況后來東傳的西方各種科學也成為研習的任務。不過他說有辦法來解決這個難題，那就是：“欲讀經則非刪經不可，非編經不可。”而這一點是與當今的兒童讀經運動的主張是不同的，其一，當今的讀經運動的發起者王財貴先生主張無差別的背誦，根本沒有梁啟超刪經編經的想法；其二，梁啟超主張讓兒童讀的經書應當“文從字順，能使兒童理解”，而現時的兒童讀經的發動者提出“小朋友，跟我讀”的“六字箴言”，公然主張兒童不必理解經書內容，實際上是公然主張死記硬背；其三，梁啟超主張學齡兒童讀經，而當今的兒童讀經運動將讀經的年齡提前到托兒所、幼兒園。當今讀經運動的另一倡導者蔣慶先生倒是進行了刪經、編經的工作，然而他卻主張從娘胎里開始進行胎教讀經，這與梁啟超主張從小學開始讀經的主張便大有不同了。可見，現時的兒童讀經的發動者的主張與梁啟超也有大相徑庭的地方。

　　我并不同意梁啟超支持兒童讀經，并如上面分析的，認為他主張兒童讀經的種種理由也是值得商榷的。而現時新一輪的兒童讀經運動的發起者與梁啟超的主張相比更為極端，極端到荒謬的境地，因而我更不敢茍同。梁啟超是改良派，他與復古派是不同的，但他的文化改良的觀點是不徹底的，尤其是到了晚年，有向中國封建文化傳統認祖歸宗的投降傾向。可以說，不論是復古派還是改良派，不論是左派還是右派，都反映了傳統文化對中國知識分子的頑固影響。中國文化變革的路任重而道遠，而同樣是東亞國家、有濃重儒學文化色彩的日本在19世紀中后期便比較成功地實現了文化的現代轉型，日本成功的文化轉型和經濟騰飛，確有許多值得我們中國人鏡鑒的地方。

　　（劉曉東南京師范大學道德教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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