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自武則天退位到玄宗即位以前的中宗、睿宗統治期間政局極不穩定。武氏諸王、中宗的韋皇后及其女兒安樂公主、武后女兒太平公主都參預政權，朝廷大臣也分為幾派，相互排擠，因此接連發生政變。開元元年(713)，玄宗以先發制人的手段消滅政敵太平公主一伙，結束這種混亂局面。此后，為了穩定政局，玄宗采取以下一些措施：把武、韋及太平公主的余黨都加以殺戮或貶斥；把武后以及中宗和睿宗時大量委派的斜封官(非正式任命)，試、攝、判、知官(非正職的冗官)予以裁撤精簡，將宰相員額由睿宗時的十余人減少到兩三人，從而提高了行政效率。用恩禮優待自己的同胞兄弟，卻不給他們以實職，從而削弱了皇室內部發動政變的政治基礎。對那些自恃對玄宗有功而邀求權位的功臣(如劉幽求、鐘紹京、王琚等)堅決予以貶斥。對有才干的宰相任用不疑，開元初以姚崇為相，他幫助玄宗執行上述三項政策，又沙汰僧尼，整頓吏治，對實現政局安定起了很大作用。姚崇之后，所用宋璟、張說、韓休、張九齡等，皆為名相，政治上均有所建樹。

　　政治的安定為社會經濟的發展創造了條件，于是生產發展，經濟繁榮。開元時期，土地開辟，許多“高山絕壑，耒耜亦滿”。據杜佑《通典》所記：“至(開元)十三年封泰山，米斗至十三文，青齊谷斗至五文。自后天下無貴物，兩京米斗不至二十文，面三十二文，絹一匹二百一十文。東至宋(今河南商丘南)汴(今河南開封)，西至岐州(今陜西鳳翔)，夾路列店肆待客，酒饌豐溢。每店皆有驢賃客乘，倏忽數十里，謂之驛驢。南詣荊襄(今湖北江陵、襄樊)，北至太原、范陽(今北京)，西至蜀川(今四川成都)、涼府(即涼州，今甘肅武威)，皆有店肆，以供商旅，遠適數千里，不持寸刃。”可見當時糧食布帛產量豐富，物價低廉，商業繁茂，道路暢通，行旅安全。到開元二十年，全國有民戶七百八十六萬一千二百三十六(最多時逾千萬)，人口四千五百四十三萬一千二百六十五，比之唐初戶口增加一倍半以上。

　　社會經濟的繁榮必然推動文化事業的發展。唐詩最為后世稱道，著名詩人高適、岑參、王維，特別是李白、杜甫都生活在這個時代，而唐代中期的著名詩人(所謂大歷十才子)也是這個時期培育出來的。其它音樂、繪畫、雕刻、塑造等藝術也無不有顯著成就(見唐)。

　　國力強盛是開元之治的另一重要標志。自唐高宗以后，吐蕃強大，成為唐朝西方嚴重威脅。武后時期，后突厥復興于漠北，契丹崛起于東北，又造成唐朝北方形勢的緊張。許多在貞觀、永徽年間歸屬唐朝的地區重又脫離控制。玄宗加強鄰接地區的軍隊，開立屯田，大大充實了防務；又從東北到西北和南方設立了平盧、范陽、河東、朔方、隴右、河西、安西四鎮、伊西北庭、劍南等九個節度使和一個嶺南五府經略使，以統一指揮戰守軍事。于是在開元五年，收復陷于契丹二十一年之久的遼西十二州，于柳城(今遼寧朝陽)重置營州都督府；漠北的同羅、拔也古等都重新歸順唐朝；后突厥與唐之間的戰爭也逐漸停止而代之以友好往來；唐又在西域設置安西四鎮節度經略使，阻止吐蕃勢力的北上；在隴右、河西之西增置軍鎮，鞏固河西走廊的安定，保證了中國和中亞、西亞的交通順暢。當時唐朝的聲威遠達西亞，各國使者和商人往來不絕。

　　但在繁榮強盛的背面，深刻的社會及政治危機也在發展。土地兼并激烈，大量農民逃亡，均田制，府兵制和租庸調制都瀕于崩潰，特別是節度使統轄的軍事力量加強而內地軍備廢馳，導致內輕外重，成為后來安史之亂的伏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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